第271章 国际写作交流
余切后来看到管谟业的“道歉信”也很惊讶。
管谟业是一个能为了文学之外的任何事情道歉的人，比如他的小说火了，邻居找上门来：我明明是杀猪的，为什么在你笔下变成了剥人皮的？
管谟业因此很惭愧，设宴向邻居道歉。
有人批评管谟业样貌长得丑，管谟业也诚恳道歉；管谟业成名后开书法展，被怼“字写的太难看”，他又道歉了，之后很少给人题字。
但他从来没有为小说道过歉，他宁可封笔退圈也不愿意道“文学上”的歉，然而，他第一次道歉是亲口对余切讲的，当着许多朋友的面；第二次是在报刊上发出来的。
所以余切很惊讶啊。
卧槽！《潜伏》这书真就写得连管谟业也服气了？
两人共同的朋友余桦，写了封信来告诉余切：“管谟业是个很矛盾的人，活的很不通透。一方面，他为了革命史诗而哭泣，另一方面，又总怀疑这一切是否是艺术化的——他渴望写一部像《潜伏》一样的谍战小说，歌颂信仰的美好，然而，他怎么也写不出来。当你写出来的时候，他又如痴如醉的阅读。”
这让余切想起来了：新世纪后，当谍战小说登顶茅盾文学奖时，记者采访作为评委的管谟业。
本以为管谟业要发表一些批评的见解。没有料到，管谟业竟然表达了对红色谍战小说的喜爱，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写一部合格的谍战小说。
人真是复杂。
十一月，余切回首都。
来接他的是诗人流沙河，就是马识途那个在川省作协的同事。流沙河年纪比马识途小，今年才五十来岁。流沙河的笔名是流沙河，他的真名也是流沙河。
三十年代，流沙河当时还姓余，和余切是本家。流沙河决定写诗，此时有个很出名的作家叫“流沙”，于是，他只好把自己笔名改为“流沙河”，五十年代，《日报》有一篇号召治理冀省流沙河的文章《坚决和流沙河做斗争》……把他差点吓尿，以为要搞自己了，结果是虚惊一场。
这之后，流沙河就鬼使神差的在身份证上也填“流沙河”，这就是他的真名字。
余切看到流沙河就想到了管谟业，这两个人的性格都同样的“愚”，只是因运气好，没闹出过什么大差错。流沙河本人比管谟业还要更幸运的一点是，他的“愚”使得他误打误撞成了两岸之间的友谊人物。
流沙河是诗刊《星星》的创始人，在诗坛的地位如雷贯耳。82年，《星星》复刊之后的两年，流沙河忽然决定要向国内读者介绍宝岛诗人：余光钟、洛扶、郑愁宇等一批宝岛诗人因此进入大陆人的视野。
这在当时难以用逻辑解释，流沙河几乎是一意孤行的做成了这件事情。
总共十二期，一期一个，把这宝岛十二位诗人介绍完毕之后，流沙河顿时就成了友谊的代表，在宝岛也享有盛誉。眼下离宝岛和大陆正式破冰还有两年，但学术界已经开始交流，你侬我侬了。流沙河和余光钟两人写信，借着私人信件抒发爱国之情，又都刊登在杂志上。
先是余光钟看到自己被介绍到大陆很感动，写出《蟋蟀吟》：“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
流沙河看后立刻写出一首《就是那一只蟋蟀》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宝岛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在木兰的织机旁……在姜夔的词里……劳人听过，思妇听过。”
诗写的怎么样先不谈，想法还是很好的。
他们的诗词对唱都被选去了大陆的语文教材。
他这一次来接余切，实际上也和这有关。流沙河道：“你老师有没有给你提过，《潜伏》在宝岛很受欢迎，当局本想要管制这一小说，然而实在是太受欢迎，连载版已经流传得到处都是。现在你的单行本出来，我想一定会有宝岛人去买。”
“马老师给我提过。”
“是这样的，余光钟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宝岛朋友，他也看了你的小说……”说到这里，流沙河忽然激动起来，“你事实上在宝岛已经有很多书迷，有很多佩服你的作家！虽然也有不喜欢你的，但已经无伤大雅。大家都渴望和你进行交流。”
余切道：“有哪些作家？”
“林清轩、李傲、余光钟……这些人。”
这些人确实不错，经常出现在语文阅读题里面，和当前的宝岛政府也不对付，但又没有到被通缉的程度，似乎可以接触。
莫不要说他们，就是写出《逆水寒》的温瑞安同样被通缉了，也不影响啥。
余切觉得还行：“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明年，美国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国际写作交流会，余光钟就要去这里，他来信邀请你去。”
国际写作交流会？
这名字很熟悉，但是，余切一时间有点没想起来。
但是接下来，流沙河一提到“王安亿”，又提到“聂华令”，余切顿时想起来了。
这个写作交流在后世毁誉参半，是美国基金资助的交流项目，参与的作家当时很风光，后来就很少提这件事情了。
聂华令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找了个白人老头当老公，自己也是华人白左，她过多的把自己想法灌输到交流项目中，特别爱促成“敌人结为朋友”的剧情，有时她专门请那些敌对的作家来交流，促成他们的个人友谊，用以表达“文学之爱超越了国界”。
有两个原先敌对的作家，来她这之后，愣是被撮合成了情侣，还生下了孩子，到了交流项目结束后，双方又要回到各自的国家，只好把孩子送给聂华令来抚养。聂华令不觉得这是悲剧，反而认为是功绩。
大众对文坛那些疯批、乱来的刻板印象，正和这些奇葩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