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9章 利益关系虽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钧虽然把兖州孔府的根儿都拔了，但他其实不反对儒学，甚至觉得孔子丶孟子，很多四书五经讲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万历维新浩浩荡荡，大明的丁亥学制，并没有抛弃儒学，因为儒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也是值得借鉴的，无论是个人的修身，还是国朝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比如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也就是朱翊钧所说的，国朝最为危险的就是鲜花锦簇日，歌舞升平时。
如果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国家灭亡就是必然的，作为统治阶级，不能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而是应该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动的危机。
因为一旦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就必然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饰胜，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装成为胜利，输也能变成赢，最终在不断的赢赢赢的掌声中，走向灭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这段时间，就充斥着这种赢赢赢的风潮，闯王李自成被剿灭了数次，最惨烈的时候，身边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万的农民军，把大明王朝给断了。
崇祯九年，第一代闯王高迎祥被剿灭，高迎祥被拉到京师凌迟处死，这对大明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从万历末年开始的陕甘宁三地的民乱，看似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崇祯皇帝赢了，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他没有解决民乱爆发的根本诱因。
朝廷欠饷，让三边军屯卫所的基层军官都开始逃离卫所，加入了农民军成为了基层的组织者，让农民军有了正面对抗官军的实力；
其次，陕甘宁三边大旱，没有粮食赈济灾民，无穷无尽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跟随闯王。
最重要的还是人地矛盾，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后，天下再无人敢抑制兼并，因为地主官僚阶级对张居正为首的张党，展开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张居正有一点关系的人，都要被彻底打倒，地主官僚阶级胜利了，再没人敢抑制兼并了。
消灭农民军对于大明官军而言不是难事，一直到崇祯十五年，大明官军对农民军依旧是优势，洪承畴对农民军几乎完胜，但赢，已经没什麽用了，可是如何让百姓安顿下来，不再成为农民军的兵源，才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说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现象丶问题丶原因丶方案丶实践丶修正丶再推行丶再修正，这一套的方法论，无往不利。
大明赢学要真的赢，要建立在矛盾说的基础上丶建立在华夷之辩的基础上，而不是饰胜。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阳明心学上建立的矛盾说，也可以接受在华夷之辩丶矛盾说上建立的大明赢学，而不是蛮夷饰胜赢学。
但大明士大夫阶级，其实真的很难以接受阶级论。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传播过程中，对矛盾说的注释进行自己注解，但对阶级论则采用删减丶修改的方法，来对抗阶级论的传播。
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矛盾说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讨论，可阶级论得看统治者是否认可。
张居正写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烧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时，根本不会刊行。
而阶级论第三卷乾脆就是朱翊钧写的了，连张居正这个革故鼎新的改革家丶变法者，都难以接受第二卷，更别说第三卷了。
朱翊钧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样的手，就是告诉袁可立，他的立场，他们在志向上相同，在行为上相同，在阶级认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则同乐者。
「陆树声到全楚会馆索人，朕不认可，他自己选择私门小利，以个人利益为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来，是个中性的词，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钧颇为确切地说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去要求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儿，也不要强加于他人，这句话强调的是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维，强加于别人身上，这才是有修养，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担心袁可立没有人给他撑腰，扛不住一些风波。」熊廷弼为张居正说了句好话，殿试之后，单独宣见了两名学子，这是告诉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着，可之前袁可立可没这等殊荣。
人要活在现实里，自己承担不了的风波，要极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找死。
「现在有人给礼卿撑腰了。」朱翊钧当然清楚张居正的担心，怕百年之后，袁可立还没成长起来，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拜师陆树声，做个看起来有点传统的读书人，对于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则他就不会骂万历皇帝了，还骂的那麽难听。
朱翊钧看着袁可立说道：「礼卿会试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写的很好，六千举人，只有七十份说了这万历维新的弊端。」
袁可立在歌功颂德和针砭时事上选择了后者，他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而不是陆树声上门，才做了选择。
贡院会试多了一个规矩，因为是皇帝发考篮，所以所有的草稿纸张，不得带出考场丶不准丢弃，而缇骑会将每一张草稿纸收集起来，对每一名中式贡士进行核验，防止弄虚作假。
搜检怀挟官仍然常设，因为有些人会把夹带藏进谷道里，虽然非常恶心，但确实发生过，这塞进谷道里，总不能是有人栽赃嫁祸了。
在搜检之外，现在会试，多了一套验证的程序，没有人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尤其是这会试，需要多次誊抄，力求写到完美，那麽草稿纸，就成为了核验的重要工具。
等到确定无误后，这些草稿纸会被打碎放入池子中，放入白土漂白后，再次做成纸张。
浪费是极其可耻的。
因为有核验的程序，所以袁可立写了一篇锦绣文章，修改好了，最终却选择了针砭时事，这是勇气。
而袁可立的文章写的极好，主要是万历维新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袁可立从河南本身出发，探讨了内陆地区的发展困境。
大明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上的依赖，大明贫银贫铜丶内部货币钱荒丶内部需求不足丶海外有金银铜丶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丶大规模生产用商品换到贵金属丶再投入扩大再生产丶而后逐步辐射腹地。
这种路径有两个巨大的弊病。
第一个生产再扩大仍然在满足外部需求，而非内部，甚至因为外部需求不够旺盛，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局之中，扩大后的生产，并没有逐步辐射到腹地。
造成这种原因也简单，内地的钱荒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
这个弊病是极为可怕的，因为无法完成内需的建设，大明空有商品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商品经济的优势，从海贸中，获取更多超额的利润的同时，还会增加离心力。
价值受劳动强度丶劳动时间丶劳动难度影响，而价格围绕着价值丶供需丶成本进行波动，这是生产图说里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讨论。
大明沿海地区产业丰富，大明内部无法消化，就得依靠外部需求，这个时候，主动权就交给对方。
这就走入了一个怪圈，产业越丰富，越密集，越要压价，利润降低，越不赚钱的困境。
大明是个整体，但两京一十五省五大总督府，也有个嫡庶之分，在重大危机面前，还有可能各地趋同，可是涉及到了各种细分的产业利益瓜分，亲兄弟也要明算帐的。
如何在万历维新中，保证向心力，不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分家，是朝廷必须要考虑清楚的。
简单而言，就是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内需建设不充分导致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影响国朝根本。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生常谈的人口流失丶人口不足的问题了，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语，解释了这个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穷的不生，中人之家也不生；
原因也简单：干活的时候嫌人少，吃饭的时候嫌人多。
穷是讨不到媳妇，就是讨得到，生出来养不起，所以不生，但中人之家，也不生，就非常诡异了，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即便是有了孩子也会溺死，不是养不起，而是供不起。
大明天下，穷人和中人之家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他们不生，大富大贵丶顶层向下开枝散叶，又能生几个？王崇古家里足够有钱，他就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英年早逝，留下一个王谦，而王谦一共就两个儿子，两个闺女，说什麽也不肯生了。
而袁可立在会试的文章里分析了问题的症结。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大明江山，都是如此。
干活的时候，希望人多多的，一起创造财富，等到分配的时候，又开始嫌吃饭的人多，即便在乡野之间，耕种农桑最需要劳力，可是一个劳力从小到大，吃的又多了。
袁可立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丝毫没有露出任何怯懦，将自己的想法解释的非常清楚。
对第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主要解决的办法，大建驰道进行分配丶黄河归故让两淮地区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丶而后疏浚淮河丶长江，让沿海的富裕顺着大江大河驰道，向腹地辐射。
当然这都是远景规划，现在大明的生产力，还是对黄河有些无能为力，让黄河归故才能疏浚淮河，让长江黄河流域，辐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区，没有大江大河的地方，则依托于驰道。
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时间尺度在百年之上。
第二个问题，则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清丈还田丶营庄减租，四管齐下，期许在有生之年，能够彻底执行下去，最终奠定了万历盛世的坚实根基。
相比较还田，袁可立更加推崇营庄法。
在他看来，还田之后，这些田土最后还是会被兼并，营庄集体所有，反而会让乡野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富大贵不敢想，但吃得上饭还是可以期许的。
朱翊钧叫袁可立入通和宫，其实没什么正事，就是一种立场宣示，他就是个学生，经验不足，讨论的内容，十分的空洞，他需要不断的成长，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修正认知。
「陛下，臣欲往倭国。」熊廷弼看袁可立说完了，终于轮到自己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去倭国当然是杀倭寇，即便是东征九捷，大明完胜倭寇，但围绕着矿区的小规模战争还在继续，他前往倭国就是为陛下看好银山。
「这麽急的吗？」朱翊钧略有些不舍的说道：「要不还是去绥远吧，绥远现在道路通畅，若是有事，也方便回来。」
绥远近，而且绥远交通方便，回京坐着火车就回来了，现在去倭国，一年几封信，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了。
而且倭国石见银山也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要什麽没什麽，去那边就是吃苦。
「绥远已经安稳了。」熊廷弼满脸笑容的说道：「陛下，殿试之前，陛下和先生都以科举为重，不让臣出门，臣已经错过了入朝抗倭，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错过前往倭国的机会了，否则臣会懊悔终身。」
绥远已经很安稳了，已然不用拼命了，去倭国可能会死，但不去，一辈子都会后悔。
就熊廷弼而言，他宁愿不考科举，也想入朝抗倭，他其实还喜欢走武夫的路线，简单而且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