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明史》的观点迥异的是，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指出，燕王朱棣起兵纯粹出于谋反夺位之心。
《明史纪事本末》有以下一段记载：
二十八年，初，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燕王起兵＞)
燕王与道衍的结识，始于道衍奉送一顶白帽予燕王，这一段更被《明朝那些事》所引用，深入人心。“王”字上面加个“白”，即为“皇”！道衍送朱棣这个亲王白帽子蕴含政治含意，寓意送其帝皇之冠。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辅佐自己，这里直接明示燕王早有不良夺帝之心。
《明史纪事本末》中还有以下一段文字：
道衍至燕邸，荐鄞人袁珙相术。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
燕王阳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
珙不对。乃召入，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
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燕王起兵＞)
倘若朱棣并无夺位谋反的野心，他根本不用使计保护袁珙的性命，且朱棣于通州屡次密召袁珙进入府邸。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对袁珙的“异日必为太平天子”的预言甚为受用，但又害怕旁人起疑，于是来个“暗渡陈仓’，表面将袁珙遣送出去，实则暗中继续与袁珙保持紧密的沟通、合作。
虽然朱棣“日事练兵”、精挑奇人异士亦始于建文帝展开“削藩”后。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遗诏止诸王入临会葬……燕王不悦。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讯周王橚，逮至京，废为庶人。燕王见周王被执，且齐泰、黄子澄用事，遂简壮士为护卫，以勾逃军为名，异人术士多就之。(＜燕王起兵＞)
《明史纪事本末》中却甚少提及道衍的贡献，反而不断强调朱棣的装疯扮傻，掩人耳目。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燕、齐有告变者，帝问黄子澄曰：“孰当先？”子澄曰：“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露，不可不急图之。”(＜燕王起兵＞)
(建文元年)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责燕王。王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燕王起兵＞)
据此，在作者谷应泰的眼中，朱棣起兵并不单纯是为形势所迫的结果，而是涉及朱棣多年以来的谋划、部署。
结语
要审视《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这两本书的说法哪种较为合理，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1)从士兵人数上看——燕军将士明显不及南京建文朝的政府军。
(2)从朱棣在战场上的表现看——除了郑村坝、白沟河等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之外，燕军几乎无法越过山东南下，只能固守北平、保定、永平三郡。
倘若朱棣起兵乃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其军队的人数与战斗力肯定不致如此单薄。由此足以反证《明史》被迫举兵自保说法较为贴近史实。
况且，《明史》主要采用官方文献写成，而《明史纪事本末》则多采野史，存在不少讹误与疏漏。因为前者较为可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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