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西方人看什么，这点极为重要。
我不懂太多的理论，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输出有利于国际交流的一面，而不是自我矮化、丑化。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信，不要陷入西方的思想陷阱。
他们那一套东西就是好的、进步的、文明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落后的、不文明的……这就叫陷阱。
放在我们身上，就是中国愚昧落后，需要西方来启蒙、领导。人家本身就这么瞧不起咱们了，咱们还上赶着迎合？所以我否定了《红高粱》，我也不喜欢那个意大利人的《末代皇帝》。
我一向认为我们自己很伟大！”
“伟大？这个定义怎么讲？”王领导道。
“我胡乱说，不对的地方您批评！”
陈奇不知道具体数据，没有一一列举，但他说的也都是公开的事实：
“就拿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举例，我们扫盲、剿匪、禁毒、改造妓女、土地革命、普及农村医疗、消灭各种寄生虫、解放农奴、兴修水利、建立工业体系！
我们研究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抵御外辱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并且打赢了所有边境战争！坐到了联合国五常的席位！
换成美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给他们一百年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伟大呢？”
一刹那！
王领导严肃深沉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亮。
他做了几十年理论研究，看着国家一步步走过来，感触最为深刻。总有人把头三十年视为静止的，好像中国什么也没干，就是穷啊，然后开放国门，一下子好起来了。
怎么可能呢？
而他万万没想到，这番话是从一个26岁的，普遍认为“很西化”的年轻同志嘴里说出来。
“好，今天就到这里吧，你先回去。”
王领导没表态什么，待陈奇离开，才叹道：“难得！太难得了，后生可畏！”
……
陈奇过了新领导的思想考核。
他更在意港片进沪的事，觉得八九不离十。
因为今年会有一项试水改革：以前中影不是按拷贝结算么？今年取消了，制片厂可以与中影谈怎么发行，包括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按比例分成等。
制片厂一直嚷嚷要发行权，这下嗨了，漫天的邪典和娱乐片，就为了多卖钱。
结果短短两年，1989年又恢复到按拷贝结算，但单价涨了，从9000元涨到了10500元.宣告改革失败！
肯定失败啊，体系这么混乱，制片厂一头扎进去，就是给地方电影公司上桌当菜了。
……
在1988年的时候，总政话剧团的一个编剧，想为40周年庆做一出话剧，就是《开国大典》。他与长影厂的编剧张笑天、张天民是朋友，聊起此事，二人说：“这么好的主题，做话剧太小了，该做成电影。”
最早是长影和西影一起琢磨。
结果几人带着剧本到了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出差，一个副厂长接待，表示：“你这种东西现在有人看吗？”
上面提到的发行改革嘛，大家都奔着娱乐片去，没人愿意拍主旋律。最后长影厂决定单独制作，这才有了《开国大典》。
2月初，京城乍暖还寒。
一辆面包车在火车站接了人，低调的开进了北影厂，停在了东方公司的平房前。
车门一开，下来四个人。
长影厂的一位副厂长带队，另三位，正是导演李乾宽，编剧张笑天、张天民。
（……）